重大疫情能否催生中国消费合作社

证券时报 

消费合作社不是武汉市民创造的，但是，武汉市民出于自身生活的需要，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消费合作社，解决特殊时期的日用消费品供给问题。如果政府能给予适当的补贴或者支持，那么，城市杂货店可能会悄然出现，城市消费的毛细血管可能会迅速打通。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那么，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战胜重大疫情。乔新生中国湖北武汉发生重大疫情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湖北省武汉市采取紧急措施，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湖北省武汉市采取封闭管理。由于湖北省武汉市住宅小区都处于封闭状态，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了解决居民生活问题，商务部派驻湖北武汉工作小组从四面八方调派生活物资，确保大型超级市场日用消费品的供应。一些地方居民和企业捐赠生活物资，帮助武汉市民渡过难关。日用消费品购买过程中，武汉市民们逐渐地总结出一系列有益的经验。他们利用互联网络平台相互联络，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特殊的消费合作机制。这是在非常时期消费合作社的雏形。消费合作社最早诞生于英国曼彻斯特附近的罗虚戴尔。早在1844年12月21日，曼彻斯特附近的罗虚戴尔小城中下层居民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自发地组织起来购买生活物资。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吸纳了纺织工人、木匠、鞋匠、工程师。社员中间有人受到过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认为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要想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社员们从一些地区购买面粉，用来烤制面包，满足社员的需要。先锋社经营范围逐渐地扩展到食糖、黄油、燕麦、蜡烛等日用消费品。随着社员的需要又增加了肉食品和服装等商品，后来又增加了鞋子和裁缝业务，逐渐地变成了日用消费品的杂货店。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逐渐变成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由于当时英国并没有合作社的法律，因此，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是按照“友谊会”的规则组建起来，该组织规则实际上是为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中下层居民提供最基本的救助保险服务，因此，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获得了免税的待遇，成为不需要缴纳所得税和营业税的商业机构。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与资本主义公司制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形成鲜明的对比。合作社按照劳动分配,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每个社员参加劳动，并且按照民主原则参与管理合作社的各项事务。可以说，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是在资本主义夹缝中生长出的一朵奇葩。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合作社，这个杂货铺主要是为了满足社员需要。经营的过程中，社员积极参加劳动同时又参与管理，社员可以按照合作社制定的章程享受到相对优惠的待遇。由于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解决了中下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激烈竞争中逐渐地站稳脚跟，其经营模式迅速在资本主义社会流传开来。到目前为止，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类似于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的合作社组织。以色列建国之后，为了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先后组建了若干生产合作社，后来为了解决社员的消费问题，又组建了若干消费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对于以色列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以及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消费合作社主要是为社员提供消费服务，因此，消费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的区别就在于，消费合作社是一个消费型的终端合作社，而供销合作社则是满足购销需要的中间合作社。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许多经济学者对股份制推崇备至，认为公司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中国企业应当实行股份制改革，将各种经济组织改组为公司。在此理论引导下，中国长期存在的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逐渐消失，一些地方合作社虽然还保留合作社的名称，但是，已经实行公司化改革，与公司没有根本的区别。合作社特别是消费合作社作为特殊的合作社形态，逐渐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消费合作社是社会中下层居民为了解决日常消费问题而成立的互助性组织，消费合作社的首要职责是，满足社员的需要，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消费服务。消费合作社最早表现为杂货铺，但是，随着经营业态的变化，消费合作社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湖北省武汉市采取隔离措施的初期，没有考虑到居民的日常消费问题，以至于政府对山东寿光等地捐赠的蔬菜无法处置。当地红十字会和慈善机构只能委托商业管理机构进行分配，而商业管理机构没有自己的网点，只能将山东寿光农民捐赠的蔬菜直接发送到超级市场，让超级市场按照市场价格或者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由于超级市场没有公开有关销售情况，而商务部门也没有把相关的信息公之于众，结果导致居民反应强烈。一些超级市场从中看到了商业机会，主动与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联系，甚至和一些物业公司达成协议，由物业公司主动地向业主委员会提供有关供应蔬菜信息，让业主委员会采取集体购买的方式，满足被隔离居民的日常消费品需要。这种被称之为“团购”的做法，很快在武汉市推广开来。居民委员会发送信息，业主委员会提供业主的信息，信息匹配完成之后，直接发送给超级市场，超级市场根据物业公司提供的有关蔬菜需求信息，将蔬菜运送到居民小区，然后由业主委员会根据居民的需要，将蔬菜销售给每个居民。然而，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超级市场公司化经营和志愿者无偿服务以及业主消费合作之间产生了摩擦。一些业主认为超级市场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超级市场是在“发国难财”，少数业主甚至把居民委员会志愿者的行为看作是代理行为，认为居民委员会志愿者是在利用特殊身份帮助超级市场获取商业利益，居民在购买蔬菜过程中不免产生怨气。在磨合过程中，居民们自发利用互联网络平台，建立“消费合作社”，并且派出代表与超级市场进行沟通。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减轻居民委员会和志愿者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一些物业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从中渔利。业主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蔬菜价格信息，与超级市场进行直接联系，超级市场根据业主的需要，将蔬菜运送到居委会或者住宅小区，业主根据自己的需要，直接向超级市场支付购买蔬菜费用，业主委员会扮演中介角色。当然，由于消费合作社（居民自发组建的网络购买平台）只能与超级市场讨价还价，没有办法到其他地方购买蔬菜，因此，消费合作社只能维持社员最基本的日常消费需要，不可能降低社员的日用消费品购买成本，当然也不可能满足社员的日用消费品需要。这种特殊时期成立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消费合作社”，如果能够坚持下去，重大疫情结束，社区居民可以将互联网络购买平台变成真正的消费合作社。居民如果认为有必要，完全可以登记注册，按照合作社的原则长期经营。为了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中国专门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设立的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作出明确规定。由于中国信用合作社存在历史相对较长，在农村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经营网点，因此，农民不能设立信用合作社。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有必要改组现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强化社员的权利，将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渐地还原为农民的信用合作社，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规范信用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完善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使信用合作社真正成为农民的金融机构。城市居民自发组建起来，成立消费合作社，可以到农场或者农民家中购买蔬菜，满足社员的基本需要。如果条件许可，可以参照以色列等国的模式，在农村租种土地，生产出农产品，满足社员的日常需要。现在一些城市居民已经自发地组织起来，到农村开垦土地，种植有机蔬菜，满足自己的需要。如何能把这种经营模式规范起来，制定城市消费合作社条例或者城市消费合作社法，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居民到农村租种土地，种植优质蔬菜，并且优先满足社员的需要，剩余部分可以在市场上销售，那么，我国合作社制度将会更加完善，消费合作社将会在我国逐渐兴起。重大疫情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同时也是对中国公民自治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当然，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公民的自治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组成部分。如果公民能够自发地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社区，解决生活中面临的问题，那么，政府相关支出就会减少，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就会更加合理。湖北省武汉市在重大疫情发生的初期，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至于一些病毒携带者没有及时得到救治。面对四面八方提供的蔬菜等物资，湖北省武汉市有关部门在分配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市场化的分配方式，将蔬菜直接发送给超级市场，由当地超级市场出售。这对于尽快处理蔬菜等新鲜食品来说是合理的，但是，由于缺乏透明度，没有按照慈善法和公益捐赠法公布有关的账目，蔬菜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可以设想，如果武汉市成立若干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满足社员的需要为目的，那么，政府完全可以将社会各界捐赠的物资，直接交给消费合作社，让消费合作社分配给社员，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解决政府人手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又可以直接发挥消费合作社的作用，满足社员的消费需要。设立消费合作社并不需要高成本，只要政府网开一面，允许社员设立消费合作社，那么，城市消费合作社就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当年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一些消费者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住房消费合作社。现在看来，由于住房消费涉及政府的土地供应问题，因此，住房消费合作社在短期内要想发挥作用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按照消费合作社的改革思路，鼓励居民组建消费合作社，允许他们到城市的郊区直接购买蔬菜，或者允许消费合作社的社员到农村租种土地，种植有机蔬菜，那么，不仅可以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缓解城市蔬菜供应的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作为城市蔬菜供应的补充渠道，缓解政府供应蔬菜的压力。笔者始终认为，智慧来自于民间。当年曼彻斯特附近的罗虚戴尔居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消费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竞争中艰难生存。如今城市居民为了应对重大疫情，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类似于消费合作社的组织，解决社员日用消费品需要问题。如果政府能合理引导，免除他们的各种税费，那么，消费合作社有可能会快速发展。消费合作社不是武汉市民创造的，但是，武汉市民出于自身生活的需要，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消费合作社，解决特殊时期的日用消费品供给问题。如果政府能给予适当的补贴或者支持，那么，城市杂货店可能会悄然出现，城市消费的毛细血管可能会迅速打通。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那么，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战胜重大疫情。